儒家的真正的独特性，在于用唯一的一个观念来说明一切事物，说明宇宙世界中的一切存在者是何以可能的，这个观念就是仁或者仁爱。
三、中国当下社会中孝崇拜之困境 就当下中国而言，针对我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家庭关系问题，从学者到媒体社会等都有不少人将倡导孝视为解决之道。[④]很多学校通过学国学、穿汉服、尽孝道等对学生进行育人教育。
这种传统的孝与不孝二分观，简单地将人归入到要么是孝、要么是不孝的类别中，而大多数人可能是既孝又不孝、时孝时不孝的平凡人而已。[44] 生活儒学论以黄玉顺为代表，他在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生活儒学——儒家哲学的重建一文，后陆续出版了《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生活儒学讲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46] 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此概念是与熟人社会相对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而且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另外，就《说文解字》中对孝乃善事父母者的解释，有论者从历史文献考证及逻辑分析角度，对中国远古社会之孝是否有无产生了质疑。如果说基督教是上帝崇拜，佛教是佛崇拜、道教是仙崇拜的话，则从某种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孝的推崇与依赖可以称为孝崇拜。
[28] 即便是佛教本身，自汉代进入中国后，就逐渐被中国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得不与儒家之孝观妥协，逐渐建立了具有佛教特色的‘孝道观以适应中国文化要求。在那时的父母看来，父母从子女处获得的收益是，为自己提供养老保障，为家族完成传宗接代、赢得无限荣耀。我最近有一篇文章，是关于启蒙反思的，就是在问答你这个问题，不知道你看到没有？[13] 简单说，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状况或者后现代生存方式，这两个概念是需要严格区分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其实是更加彻底的启蒙者，他们是在更加彻底地坚持现代性。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用一体之仁来对你所讲的正当性原则做进一步描述的话，可是，关于一体之仁这个讲法，在儒学当中是有分歧的，像程颐、朱熹他们可能就不太认同一体之仁这个讲法。所以，在语言上，我觉得不是个问题。另外一种情况才是你所说的是不是可以在整体上找到一种替代民主的基本安排，这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
在我看来，这样来进行判断是不合法的。我在很多文章中都讲过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讲儒家的正当性原则，你只注意到一体之仁的话，就会有很大的理论偏颇。有些人讲儒学，但确实不懂儒学的原理，而是本末倒置，把儒家在历史上某个时代建构的某一套具体的礼看作是儒学的根本，认为不能动它，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儒学，至多只能算是原教旨主义的儒学。[15] 黄：他属于修补民主制度的吧？ 方：如果要造一个词的话，可以叫做民主修正主义我说我认同民主的基本价值，是说的单数的民主，不涉及复数的民主模式的差异。
方：我想这个地方我们最好稍微停留一下，因为我感到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好像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比如，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是威权主义模式，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而我讲现代化的时候会用复数，各个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不同的，时空上都是不同的。如果诸侯君主个人对社稷宗族有更大的危害，那就诛一夫[⑧]，即杀掉这个独夫。
[③] 关于中国正义论，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英文版Voice From The East: 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英国Paths International Ltd，2016）。我讲现代性是讲它的共同性，是单数的。
但正因为如此，它才更加具有普遍性、涵盖性。我们对现阶段的民主进行修补、改进、提升，这并不等于否定了民主制度本身。
一、儒家正义论与罗尔斯正义论：一般原理与特殊时代性 方：刚才你讲到义的两个涵义：一个是正当性，一个是适宜性。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显然不能把它们归结为民主制度本身的问题。不要说对于西方人，只要是人，你这话听起来都是真理，但是，你说的这个义还有实质意义吗？如果你提出的理论都是这样的，怎么让人信服呢？ 黄：关于这两条正义原则，这也正是我集中批评罗尔斯的地方，我反复强调，罗尔斯那两条正义原则其实不是真正的正义原则，而是已经被正义原则奠基的某种制度安排，虽然它们是最核心的制度安排，但毕竟还是制度安排，所以没有普遍性。我的意思是说，从整体思路上来反思的话，你也承认，你是接着现代新儒家来讲的，整体的致思方向是一样的，也是讲儒学能够和西方的这些现代价值衔接起来，并且能够用仁爱这种儒学的根本原则去解释或者演绎出西方现代的这些基本价值。你提到一体之仁和墨家讲的兼爱极其接近，甚至就差不多，这也完全没问题，所以我才反复讲：如果一个人讲儒家的仁爱观念，只讲差等之爱，不讲一体之仁，他最后讲到极端肯定就是杨朱。但是，如果因此就说它们仅仅是西方的东西，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东西，那就不对了。
方：直到今天，你仍然觉得民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黄：我已经意识到了是这两个不同的问题。
这就是它的充实的内容，它不是没内容的。但这个生活方式具体到底是宗族生活方式、家族生活方式，还是个体化生活方式，因时代之不同而不同，因此，你不能把这个原则更具体化，太具体化了就不再是正义原则了，即不再是普遍原则了。
如果陈祖为的想法是这样一个思路，那是没有问题的。你理解的仁，可能是原始儒学讲的那个仁，而不是宋明理学讲的仁。
有一些人不就是这种看法吗？ 黄：是的，比如现在谈贤能政治的贝淡宁就是这种观点。为什么呢？实际上，他们有很多讲法，看起来似乎可以归结到差等之爱，其实不是，他们所针对的是当下基本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东西，这是适宜性原则的体现，而不是在正当性原则上差等之爱讲得更多。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肯定不能出于这样的动机，否则，它就没有正当性。[14] 最近一些儒家拿出的方案，要么是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的，要么是变异的现代性、极权主义的。
虽然我们没法预计这个历史进程会有多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迹象，就是民族国家时代已经开始成为历史。所以，对它们本身就有一个历史考察的问题。
但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生活方式发生现代转型以后，那套东西就不行了，所以帝制就被推翻了。而陈祖为这种儒学，可以说是民主的诤友。
我刚才讲了，如果我现在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考虑中国要实行怎样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我肯定不可能设计出和西方一模一样的东西，二者肯定是有区别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只要找到一个反例，那么你的都是危险的这个讲法就有点夸大了。
用一个比较粗略的概括，你讲的这种儒学，人们会说是民主的啦啦队。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都是人类，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现代转型，制度安排也会转型，这不是特殊主义的思维方式能够解释的问题，这些现代价值对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来讲是普世的。这一步是必须走的，我更关心这个问题。（从略，参见《回望生活儒学》[②]） 方旭东（以下简称方）：你要叙述的部分，主要就是这些了吧？ 黄：对，主要是这些。
方：这是把仁-义-礼整个框架包括进来。就算我同意你所讲的仁-义-礼原理架构就是儒学里真正发生过的，那么，你讲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时代的儒者讲的？是哪些儒者讲的？这个问题需要做更多详细的学理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当然没有办法去做，所以我们直接跳到第二个层面的分疏，也就是说，我们暂时抛开这种历史的考察，我们从理论本身来看仁-义-礼这个原理架构。
也不能说只有讲三纲的才是儒家，孔孟就没有讲过三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西方国家的民主化，也未必已经是一个完成时、过去时。
people这个词语，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在实际使用中是有问题的，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谁也不是人民。我用的是civics，就是国民，并且分析了国民这个概念的个体性。